“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终于要开馆了，选哪件东西捐赠最有意义？”著名翻译家戈宝权的外甥、62岁的孙戈反复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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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下午，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开馆仪式上，孙戈等3位捐赠人来到现场。专程从北京来的王方代表书籍装帧艺术家秦龙的夫人陈长敏捐赠了秦龙作书籍封面、插图设计原稿、打样稿等16件/套。《辞海》编委、曾任《辞海》办公室副主任的秦振庭捐赠了《辞海》插图发绘单（1965年）、《辞海》相关工作的书信、题词等56件/套。孙戈带来的则是戈宝权译高尔基《海燕》的一份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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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戈、王方、秦振庭（左二、三、四）三位捐赠人在开馆仪式上向馆方捐赠 赖鑫琳 摄

“这是舅舅戈宝权翻译《海燕》第四次修改稿的初稿，第一页右上角用小字写着1974年7月。《海燕》是舅舅最有代表性的译作之一，更有意义的是，这部作品在当年曾激励一代代进步青年的斗志，为民族解放奉献一生。”孙戈感慨，如此重要的手稿“在自己手上保存终归有所欠缺”，“捐给国家是最好的归宿，而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是最合适的地方。”

孙戈介绍自己捐赠的戈宝权译《海燕》手稿 施晨露 摄

开馆仪式上，孙戈捐赠的戈宝权译《海燕》手稿 馆方提供

这不是孙戈第一次向博物馆捐赠。“之前，《共产党宣言》海外版、老三联人艾寒松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出版本，听说博物馆缺这些资料，我就捐了出来。”孙戈说，自己的家族有6位老三联人，叔公戈公振则是中国报业史研究奠基人和著名新闻学家，“见证了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的筹备、开馆，就如同祖辈、父辈实现了他们的愿望。”

自2003年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启动筹建以来，藏品征集、学术研究等工作有序展开。博物馆筹备之初征集到的第一件藏品是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捐赠的巴金为商务百年庆题字手迹（1998年），上书“我是‘五四的产儿，我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走上文坛”。2008年，为新闻出版博物馆建立的藏品库和藏品管理信息系统应运而生。经过多年征集积累，目前藏品超过60万件。

《辞海》编委、曾任《辞海》办公室副主任的秦振庭捐赠的《辞海》插图发绘单 馆方提供

王方代表书籍装帧艺术家秦龙的夫人陈长敏捐赠的秦龙作《恶之花》封面彩色稿、《红与黑》创意原稿 馆方提供

我国著名编辑家、出版家，1949年后三联书店最重要的领导人范用与上海、与新闻出版博物馆有着不解之缘。本世纪初，他曾致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呼吁建立出版博物馆。2004年，他将珍藏多年的一批读书生活出版社、三联书店的文献史料等88件文物捐赠给筹建中的新闻出版博物馆。范用先生去世后，家属又将相关遗物整体捐赠，包括1万余册图书、4000余份报刊和2800余封信件及书柜、书橱、沙发、藤椅、收音机等。

著名出版家、文史学者，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主持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丁景唐，一直关心支持新闻出版博物馆筹建。生前，他将自己珍藏的国人编纂的第一部大型英汉双解字典——商务印书馆1902版《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等书籍、1960年1-26期合订本《展望》等期刊、完好保存的《小学生文库》专柜及一些老照片等无偿捐赠给博物馆。

2020年10月，上海世界书局最后一任经理沈思期之子张平捐赠了出版家张元济书赠沈思期的摘录《文赋》行楷轴及一批世界书局相关珍贵史料文献，成为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结构封顶以后收到的首批重要文物。“为让我们的后代了解上海出版业发展史，让这些历史资料得到更好的保存，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我一直想为它们找一个合适的归宿。我认为将这些资料捐献给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是最佳选择，也是已故世界书局各级员工的遗愿。”当时，张平在捐赠仪式上如此表示。

世界书局曾是二十世纪初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并驾齐驱的三大出版社之一。张平捐赠的这批珍贵文献包括沈思期代表世界书局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的函，1948年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现任董事及监察人一览表》，1949年世界书局总管理处职工名册，世界书局临时管理委员会清估小组会议记录等五件。张元济书写的《文赋》摘录经专家鉴定为真迹，确定为二级文物。

巴金、钱钟书、黄裳、黄苗子、黄永玉、艾青、柯灵等签名本图书，钱钟书、茅盾、华君武、李公朴、黄洛峰、李一氓、巴金、聂绀弩、楼适夷、黄永玉、叶圣陶等名家书信手稿，上世纪三四十年的珍贵期刊……可以说，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的一件件藏品背后，是上海厚重的文化史，也是新闻出版人期待博物馆在上海落成的一个个心愿。

本文作者：施晨露

题图来源：赖鑫琳 摄